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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宏阔的视野,拓宽东亚汉籍研究领域——“东亚汉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会议论及的材料、方法与视角

作者:    来源:学科办    时间:2022-05-24   阅读次数:

       2022年5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我院协办的第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东亚汉籍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在北京、桂林、温州三地设立分会场。会议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汤文辉编审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安平秋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轩庄教授,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源源教授先后致辞。安平秋教授指出,这次会议是在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后召开的,是对《意见》的积极响应,是古籍工作中的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利用三个重要环节的工作者的一次大聚会,意义重大。

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7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有40余位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和专题发言,内容涉及东亚汉籍收藏、整理、研究、出版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广,研究深入,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与个案研究等方面皆有不少亮点闪现。22日中午举行的闭幕式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对会议做了总结评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对国际学术会议进行总结评述

1.研究思路的新变化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东亚汉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综观这次会议上6位学者的主旨报告和30多位学者的专题发言,可以明晰地感觉到,东亚汉籍研究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即从以东亚汉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为主,转变为该领域的工作继续拓展、东亚汉籍的传播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思路和方法发生新的变化。

张伯伟教授、王小盾教授、黄仕忠教授等相继提出,当代东亚汉籍研究应该有全球化的意识和视野,要破除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中心主义意识,同时要突破关于汉籍、文献、古籍等固化的观念,应该平等看待不同国家的古文献,平等看待各种不同形态的古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考察,观察文化的相通性,特别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中国古籍文献在东亚的存藏、传播和影响,同时也应关注东亚各国人士所著、刊、抄汉籍文献,考察中国古籍文献与东亚各国古文献的双向互动。在文献形态上,不仅要关注刻本,而且要关注抄本、写本,以及文书档案、碑刻文献、笔谈文献、评点注释、朝鲜渡唐本、越南汉喃文献,等等。在一个更宏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观察整个东亚文化圈里面的汉籍,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东亚汉籍研究起到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指出,之前学界的关注重心和工作重心,还是放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面对新材料,研究者必须走出旧视野,提出新思路和新问题,不能用新材料建老房子,要用新材料建新房子。他强调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东亚汉文化圈里诸文化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共通性,应从特殊到普遍,从民族性文本中寻找挖掘,抽象出具有共通性的意义,从而使民族性的文本挣脱其民族限制,克服其地方局限,引导人们养成对差异的欣赏和热爱,而非无视或鄙夷,从而使文学研究成为人文主义的批评实践。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张伯伟

我院王小盾教授对张伯伟教授的主张作了回应,认为东亚汉籍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全球化”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东亚汉籍研究应以文化圈为范围,不必过分强调民族性。北京大学吴国武副教授介绍了他所从事的“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情况,主张加强对东亚古典文献的宏观观照和整体研究。

2.研究对象不断拓展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本次会议不仅关注到东亚各国收藏的中国古籍,也关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著、刻、抄的汉籍。黄仕忠教授介绍了对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的调查、编目与研究的情况。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把所有日本有关图书馆存藏的中国戏曲文献做一个整体的调查,汇编成一个目录,详细标注馆藏地及索书号,让学界知道日本到底有多少与戏曲相关的收藏。同时,为了让学界更多的学者能够看到并使用日本藏的这些稀见文献,他通过努力,与日本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将这些稀见文献影印出版。在调查编目、收集底本影印出版的过程中,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进行研究,探索公私机构所藏文献的源流,追溯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发轫的过程,最后进入到近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交流,以及中国学术界在日本学术界影响下建立一些文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学科的过程。黄仕忠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经历体会到,日藏戏曲文献的调查、整理、研究,不单单是文献的研究,而且文献背后所隐藏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值得去发掘。所以这些年来,他也鼓动他的学生以及一帮晚辈,更多关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文明的挑战。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黄仕忠

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东亚汉籍研究大家和收藏大家芳村弘道教授认为,要对东亚汉籍进行全面研究,对朝鲜半岛的汉籍这个环节的考察必不可缺。朝鲜的汉籍深受中国影响,又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正如明治初年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录》这一先驱性事例所示,目前为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中日两国间,而对中日韩的汉籍交流这一整体现象的关注还有所欠缺,因此他展开了“朝鲜渡唐本”研究。“朝鲜渡唐本”是指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刊刻抄写的汉籍(佛典暂不包括在内)。芳村弘道先生通过对“朝鲜渡唐本”进行调查,完成了解题目录,并拟在此基础上展开各种专题研究。

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特任教授芳村弘道

我院王小盾教授在主旨报告中以中国书在琉球的二次创作、琉球对中国古籍的改制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什么是书”这样一个中国古籍研究的根本问题,从而对“汉籍”的概念再次进行界定:“汉籍”指的是经过编纂、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包括少数旁注标音符号和返点符号的书籍。继而将中国书传入琉球后的再生方式归纳为四种,并进行分类介绍。

王小盾教授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对近代东亚笔谈文献进行全面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他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对日本《大河内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情况。北京大学刘玉才教授和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对日本汉籍写本进行深入研究,卞东波教授估计日本汉籍写本总数当在7万种以上,与敦煌文献数量相当,而且抄写者水平很高,钞本质量很高,具有重要价值。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介绍了他在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过程中所利用的日本所藏相关版本的情况,论述了这些珍贵版本的重要价值。北京大学杨海峥教授介绍了调查、整理和刻《史记》文献的情况,卢伟副研究员介绍了整理、出版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国宝及珍稀汉籍的情况。南京大学郑善谟教授研究了韩国历代诗话编撰所体现的“小中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陈国保教授对越南汉喃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评述。丁克顺教授介绍了越南的华人汉文碑刻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情况。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珺教授考察了中国公立图书馆所藏越南汉喃文献情况。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通过《王阳明文粹》的编纂、刊布,谈到近世日本的阳明古文接受,与中国本土阳明文献整理刊刻的情况相比较,以小见大,揭示出日本近世阳明古文接受的意义。温州大学侯荣川教授介绍了对日本所藏明代集部文献进行调查和整理出版的有关情况。

3.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虽然受疫情影响,此次会议的筹备颇经曲折,会期一再推迟,会议形式一再改变,但仍有70多位专家正式参会,他们来自于如下国内外二十几所高校、十几家图书馆和出版社: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温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玉林师范学院、南昌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大学、近畿大学、东京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可以说国内整理、研究东亚汉籍的重镇大都有专家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与会。另外还有大量相关人员通过腾讯会议旁听这次会议,可见东亚汉籍研究越来越受关注,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

北京、桂林、温州三地同步召开线上会议

综上,在本届论坛中,中日韩越四国学者围绕东亚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东亚汉籍的收藏、东亚汉籍传播研究、影响研究、整体研究等议题展开全面探讨,视野宏阔、新见迭出、成果丰赡,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必将对东亚汉籍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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