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贻象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事件电影的概念是美国好莱坞的创造，是商业环境下为了培养集中而强烈的消费欲望而灌输给观众的：如果你错过了周末的这部电影，周一办公室里你将失去与同事沟通对话的机会，进而和当代文化产生无法弥补的隔阂。身为客厅休闲文化的电视剧，以制造消磨时间的“肥皂剧”为己任，本应和“事件”的轰动性、严肃性无关。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尚未播完的《温州一家人》却以电视剧的身份，成为一个事件。
先是有“展现创业创新史，献礼党的十八大”的大背景，将温州商人作为表现对象集中展现在开会期间，登陆央视黄金时段。温州的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电视剧以周万顺一家人的命运沉浮，浓缩温州人的奋斗历程，展现温州人的风采，反映时代变迁和波澜壮阔的历程，激励我们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再就是大报小刊和大街小巷感同身受的漫议。有80后们说，父辈们创业真不容易，现在温州式的闯劲我们还有，但再也不吃那样的苦了。有过来人说，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经商真可怜，是一部不堪回首的心酸史。小报记者则在温迪路的某个意大利餐厅找到阿雨一样的女老板，只不过大厨是从意大利聘请的当年的老师傅。
很显然，《温州一家人》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
在中国，每年15000集电视剧的盛况已持续了好多年，成熟的电视观众早已不再把电视看作免费艺术小电影而沾沾自喜。无论是《金婚风雨情》类中国式家庭故事的消费，无论是《亮剑》类痞匪模样的颠覆英雄，还是《潜伏》里暗藏办公室玄机的谍战精英，全都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支撑着可观的收视率。《温州一家人》就是典型的摹本。温州人的成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式苦难的凤凰涅槃。温州人是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这里有经历创业艰辛终于奔小康的中国人，在回顾“天路”历程时的伤感；这里有恰到好处的情感疗伤；这里有对幸福追求的坚定意志，以及对下一代人的谆谆教导。正因为我们走到了今天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才有了撕裂这伤疤的勇气。
作为事件的《温州一家人》，它的热播与艺术无关。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只是异乡编剧高满堂和商业导演孔笙的命题作文。纵使温州编剧据理力争加进了数量众多的温州方言俚语，也无法删除北方人的习惯性思维痕迹。李立群在表演上过于喜剧性，老是让我们想起《暗恋桃花源》中幸福地戴着绿帽子的老陶。主演成年阿雨的殷桃可谓端庄文静，也因为内心波澜的“原创性”缺失，不能使我们坦然认可和满足。我也不喜欢编剧们安排的从头到尾的“钱啊钱”的“憧憬”声，以及故事情节的结构性拖沓和无谓的外延。但我们以瑞安人和温州人的特殊身份，忍受了电视剧的所有不足，因为这是在中国最大的主流媒体上对温州人史诗性的赞美。
作为事件的《温州一家人》，凝聚了温州人的文化认同。
自从有了全国性影响的《闯关东》、《走西口》之后，自从浙江其他地方也出了《向东是大海》、《十万人家》和《海之门》等之后，浙江和温州便时刻处在焦灼之中。我们需要而且应该有一部迥异于20年前《喂，菲亚特》的新电视剧，不仅是一个横截面的温州故事，最好是全景式的温州人故事。 在这点上，《温州一家人》很成功。电视剧的第一个全景就是我们颇感温暖的瑞安古树村。1981年，周万顺一家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卖掉祖屋，一头钻进了摸爬滚打的动荡人生，一直走到了电视剧播出的今天。温州城里拾荒，大上海卖皮鞋，苏州倒腾次品纽扣，东北做眼镜，意大利普拉托餐馆打工，陕北大窑村疯狂打井钻油等等。从故事层面看，戏剧性、可信性稍令人怀疑，但其日常性的信息价值，却使我们感到了温州人的可怜、可敬乃至可爱。
来自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王春光的研究告诉我们：温州人的个人综合素质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温州人能够满世界做生意的原因是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流动和移民行为，这种集群性行为根植于族群的民俗传统精神。温州人有浓郁的抱团意识，善于在人地紧张关系中敢为天下先，寻找制度外生存与合法化保护，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柔性生存策略，其本质就是温州发展所依赖的一种重要文化软实力。
温州人真诚地尊敬钱而不迷恋钱。刚到温州的周万顺教导老婆要“先生产后生活”，竟然像《高老头》里的外省年青人拉斯蒂涅一样，对着温州城说：忍一忍，吃不尽，我要赚钱！可普拉托餐馆老板因为儿子被救要给穷困到极点的阿雨钱时，她拒绝了，因为要靠双手赚属于自己的钱才幸福。
温州人知恩图报，尊敬所有善良的人。少年阿雨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厨艺而让胡叔叔失业。她在课堂上向普拉托市长说：我像红酒的木塞一样，被普拉托的温暖浸润着，直到长出感激的嫩芽。这类抒情化的桥段是全剧难得的精彩。
